“法治之道”有两层意思，一是法治的道理，回答什么是法治，为什么要使用法治，它重要在哪里?二是法治的道路，怎么样达到我们的目标，实现法治的理想，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达到这个彼岸。

　　首先，关于法治之理。

　　第一个问题，什么叫法治、依法治国、法治国家?西方讲法治，当时我们考虑“法治”这个词一般干部和老百姓不太好懂，用“依法治国”，依照法律治理国家、依靠法律治理国家，更容易得到老百姓、广大群众和干部的了解和接受。后来又提出“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广义上包括法治国家在内，狭义上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方略，目标是建设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核心是要有一个理念，这个理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国家的民富国强和长治久安，决定性的因素和条件主要不应寄希望于出现一两个圣主贤君，而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有权威的法律和制度。

　　第二个问题，什么叫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十八大以后将三者并列起来，包括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和依法行政。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国家、社会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在广义上，法治国家就包括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就包括法治国家，二者可以打通使用。比如说美国是法治社会，也包括它是法治国家，说中国是法治中国，也包括法治社会在里面。但在狭义上，社会是相对于国家来说的，社会是指国家不直接干预的领域，包括社会基层自治、企事业自治、NGO、社会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治，通过社会组织的中介架起一个国家和老百姓的桥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公民社会，它的核心就是要提倡社会自治。因此，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也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将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并列，不是非常符合逻辑。因为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里面，如果说法治国家可以讲十条、讲十二条，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只是其中一条，它是一个属概念，不是一个总概念，它再怎么重要和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也不是一个并列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法治国家的标准。亚里士多德讲的是两条，法律要被严格遵守，而这个法律是良好的。新德里宣言是四条，美国法学家富勒提出八条，我们中国学者也有这样的看法。我个人提了十大观点，包括法治完备、严格保障、权力制约、法律至上、司法独立、依法行政、程序公正、党要守法。

　　第四个问题，法治的基本理念。我提出72个理念，现就其中几个谈一下我的看法：

　　一是依法治国主要治官。这一点已经得到社会广泛认同，道理很简单，尽管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理的主体是人民，但是实际权力是掌握在各级政府和官员手里，是他们在治国。要把国家治好，关键是制约权力、规范权力，不让他乱来，不让权力无限。所以，治官是第一位的。

　　二是依法治国贵在良法之治。西方有应然法和实在法之分，马克思也把法和法律区分开来。如果没有应然法，就没有理由批评某个法律不好。良法的标准是“真善美”，“真”是符合社会规律，实现社会的客观条件;“善”是体现人的正义，促进社会进步;“美”是结构严谨合理，体系和谐协调、语言规范有力。以前有人反对提“治”，理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你还用“治”干什么?“制”就可以了。我说十六个字是对的，我们今后还要用，但是不全面。这十六个字没有说我们法律要是良法、法律要好。西方也好，中国也好，都有实质法和形式法的区别。我们要强调的是实质法治，我理解实质法治就是法律要好。

　　三是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理由有三条：第一，因为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包括国家机构的产生、权限、程序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以及国家的基本经济文化制度和长远的战略方针。因此，严格按照宪法办事，就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第二，宪法是母法，其他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都要根据宪法的精神来制定和实施。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非常关键的。第三，宪法老百姓要遵守，但主要的是强调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一级领导要按照宪法办事。在这三个意义上，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根本。

　　我们党关于依宪治国的思想是发展的，又提出一个依宪执政。党要依宪治国，民主党派、所有社会团体都要依宪治国，但是依宪执政是专门指共产党，执政党按照宪法来行使自己的执政权。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执政党对法律、对宪法的态度起关键作用。我们国家执政者权力很大、很集中，有它的优势，能办大事。我们30年取得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奇迹，这和我们政治体制权力相对集中是有关系的，不像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闹的一塌糊涂，不顾人民死活。但是，权力大、权力集中，就更需要我们执政党要依宪执政。所以，中央提出依宪执政可能又是一个进步，意识到我们党首先要带头遵守宪法。这在胡锦涛同志的报告和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宪法实施30周年的讲话里面都明确提出来了。

　　四是依法治国是“治国基本方略”。我们现在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基本方略这几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还有很多战略措施，比如以德育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可持续发展，都是我们重要的战略目标、战略措施。但是，都不能和依法治国相比。所以，我也不同意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列，应该提依法治国和以德育人比较好。“德”是观念的东西，一万个人有一万种道德观念，没有办法治理。历史上的德治、理治实际上就是人治，只能导致人治。道德教育很重要，但是要以道德作为标准去治理国家是不可能的，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其他的战略也很重要，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和依法治国相比，理由有四条：第一，法律具有全局性，除了战略方针以外，国家方方面面的大政方针、基本制度都包含在里面;第二，根本性，所有其他的治国方略都必须纳入宪法、法律的轨道，不能乱来，都要用宪法、法律规范，包括和谐社会的建设;第三，它是明确具体的规范，该怎么办宪法和法律记载得清清楚楚，不像其他的战略方针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可以按照各人的理解去做;第四，承接性，从过去的人类社会到未来的人类社会，其他的方针政策可以变，但是没有法律是不行的，没有一种规则来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把依法治国提到这样的战略高度，是治国的基本方略。现在有的文件提出依法治国是我们治国的方式，这个不是不对，要谨慎。这不是简单的方法、方式问题，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它的内容必须要照办。

　　五是宪法法律至上。我在法治国家的十条标准里面有一个法律至上，也包括宪法至上，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至上只能是一个，不能是两个、三个都至上，都至上就没有至上了。现有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同意，按照现在法律，也是把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包括在里面。

　　六是依法治国的“国”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把共和做了一个新的解释，“四共”、“四和”。“四共”是国家的一切权利归人民共有、国家的一切大事由人民共决、国家的主要资源由人民共占、国家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四和”，官员和民众和谐相待、相处，民族与民族和睦相待，穷人和富人和舟共济，本国与他国和平共处，我们历来都是向这个努力的，我们要治理的国家就是要这样子。

　　其次，关于法治之路。

　　法治之路，路向何方，采取什么措施达到法治中国的理想状态?最近王家福的课题组提出两步走，第一，到2020年，还有七八年;第二个是长远目标，2050年。我是基本赞同的，大概在2050年，理想的法治中国才能建设成功，这是长远目标。在2020年之前，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重大举措来建设法治中国，有几点建议：

　　第一个建议，实现依法执政、依宪执政是关键中的关键。一是要政党转型，我们执政党应该向现代政党转型。我们中国共产党正在成为一个更文明的政党，一个现代化的政党，一个更先进的政党。执政党在处理和国家的关系上、和其他政党的关系上，要处理好。二是在人大体制内加强对党的监督。怎样在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内加强对党的监督，要从观念上、制度上提高人大的地位，人大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大决策权，应该说话、应该监督。

　　第二个建议，健全人大制度，要变成钢印。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提高自由、公正的程度，包括提名、扩大差额、候选人和选民见面谈自己的主张等等。二是要提高代表的素质，人大常委、委员和人民代表必须是政治家，要有执政能力、参政能力、议政能力，不要把人大代表当做荣誉赠给有成就的人。另外，人大常委、委员全部专职化，因为他这一票对国家大政方针里面要算数的，你没有水平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拍板权。十八大提出人大常委专职化比例要提高，没有说全部都要专职化。还有人提出人大可以设常务副主席，现在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再设一个常务副主席，实际管事，而且可以当省委二把手。我还建议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应该进政治局，这是党重视法治的表现。

　　第三个建议，我们司法机关应该独立、公正、高效、廉洁、权威，现在关键不是高效，而是独立、公正和权威，当然廉洁也有问题。

　　第四个建议，建立违宪审核制度。在九个专门委员会下面建立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负责解释宪法、违宪审查、中央机关的违宪审查、领导的弹劾等等。这也是加强对党的监督的最有效办法，通过一个程序反映到宪法委员会，最后决议是宪法委员会做，他们是有权力判断是不是违宪。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不需要修改宪法，因为人大常委会可以设置自己的专门委员会。

　　对法治的几点意见：

　　第一，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的政治优势。我们30多年以来所取得的人类经济发展的奇迹，在政治、文化、社会改革方面也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这首先应该归功于13亿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同时也应该归功于我们的执政党和中央领导。我主张在党的领导下，有形式、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依法治国，不能乱了。

　　第二，快不得，也慢不得。太快了，适得其反，要根据我们现在的条件，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根据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发展水平来决定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速度和措施。但是，也慢不得，也等不得，不能拖我们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的后腿。我现在希望能够快一点，在现在的手段上，我们的进步再快一点，首先要依靠我们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和我们主观努力也有关系。主观努力有四条：一是政治家们的远见卓识和胆略。有些东西我看不是不能做，没有什么危险，就是看你敢不敢做，看政治家们的智慧、勇气、胆略。二是政府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包括检察官和法官的职业操守和良心。三是法学家的独立品格和勇气。真话可以少说，假话绝不可以说，有话一定要说。四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醒和参与。

　　最后，我对党的希望，希望我们的党始终做到四个坚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理论创新、坚持学术宽容。希望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坚持双百方针，坚持研究无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