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有机会来到清华做一个协同演讲，协同主讲主要应当是对主讲人的观点作出一些回应和补充，不是发表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刚才张文显老师非常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法治中国的理论问题，讲的很多，我无法一一回应，我挑出几个问题谈谈我的想法。

　　第一，关于概念的逻辑混乱问题。

　　我不是说张文显老师逻辑混乱，我是说目前在法学界概念的使用比较混乱。如习总书记在去年讲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推进”。刚才张文显教授介绍的几个课题组也都提到，“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基本建成”。但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并不是一个逻辑层面的概念。记得在十几年前，法理学界就有同仁提出，我们在法治国家进程中还应当提出法治社会，一方面要建设法治国家，一方面要建成法治社会，因为有政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同时还建设法治社会，我觉得这还需要研究。因为法学的研究要尊重宪法文本，要看宪法中的文本含义是什么含义。涉及到“国家”，有五个基本含义：第一个，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是公共权利，比如宪法中说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也不是这个含义;第三个是在法律上和自然人、法人并列的一种权利主体。比如说国家赔偿，谁来赔偿?是一个人，国家有权、有义务，国家侵权了，要承担责任。国家财产也不是政府的钱。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些案件是某某公民诉美国，这个意义上法院只代表法律，国家与公民发生纠纷时，法院进行裁判，这个意义上国家是一个法定的人。法治国家，宪法中也不是这个意思;第四个，国家是一个组成单位，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就不是国家，但台湾还有政权;满洲国也不是国家，是有组织暴力。宪法意义上的文本说依法治国的国家也不是这个意思;第五个国家是社会总和的意思，比如宪法第一句话是“中国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是最悠久的国家有组织暴力，也不是最悠久的一个宪法组成单位，也不是最悠久的法律上承担义务的人，而是一个社会总和的意思，一个共同体。

　　现在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把法治政府从法治国家中拿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不是一回事，这在逻辑上就会出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政治家，从工作部署角度讲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学界在研究中，要注意这三者在逻辑上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法治中国和法治国家什么关系?我认为，法治中国和法治国家是一回事，实质是同一概念。也有不同，不同在哪?用我的话说，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的升级版。

　　第二，如何准确判断我们在法治发展中目前的历史方位。

　　我们现在在法治国家建设中走到哪了?张文显教授介绍的几个课题，我认为太乐观了，到2020年我们就可以初步建成法治国家，太乐观了。记得在2004年，国务院有一个《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就乐观地说经过十年左右，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现在十年了，我们能说我们现在的政府是法治政府吗?学界也这么乐观，到2020年我们初步建成法治国家。准确判断我们现在历史发展到哪了，这涉及到过去15年我们在法治发展道路上到底取得了哪些成绩?从1997年十五大正式确认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到法治中国的概念提出，正好是15年，习近平掌舵之后提出法治中国。这15年我们在法治道路上到底做了些什么?我认为两句话概括：成绩很大，问题更大。

　　第一个成绩，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我认为是基本形成，没有真正完全形成。看看我们宪法性法律，里面规定国务院各个部委组成，设部长1人、副部长1-4人，看看我们这几十年来，最多有一个部设二十多个副部长，这违反宪法，但没有人管，这怎么能叫体系形成呢?

　　第二个成绩，这十五年我们的法律毕竟保证了我们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但问题更加显著，有三大问题：第一，这十五年来，官方主体违法行为、犯罪行为多发现象没有根本扭转，而且有加剧的趋势。第二，民间主体违法逐利、违法诉求越来越明显，也没有根本扭转，还在加剧。第三，这十五年来，法律的权威性不但没有提升，而且持续降低。它的标志就是法律定分止争的能力越来越弱。什么事没进司法程序还好，一进司法程序，争论越来越大。

　　这十五年，我们的成绩不能否定，但是我们遗留的问题、造成的问题更严重。不能再按过去路子往下走。

　　第三，法治中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建议各位做理论研究的一定要认真读两个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今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的一篇文章。《决定》里面提出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认为非常到位。元旦的文章对此有很好的解读。也许我的解读不正确，大概意思是我们现在不成熟，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解。

　　法治中国概念的提出非常有意义，为什么是升级版?回答了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如何来面对社会法治发展中的挑战?什么挑战?过去十五年，如果按这个路走，再过五十年也建不成法治国家，甚至可能越来越远。现在我们中国在法治发展中面临一个挑战是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矛盾越来越突出，冲突越来越激烈，化解矛盾的资源日益紧张。

　　化解矛盾需要资源，哪些资源?无非是三个：一是经济资源。我们如果有更多的人民币，有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好的福利，社会好多矛盾就能够化解。但现在来看矛盾增长的速度跟人民币增长的速度不成正比。二是精神资源。化解矛盾不能仅仅靠钱，得有精神追求。大家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化解矛盾主要靠精神资源，让知识青年下乡，毛主席一句话，大家兴高采烈下乡。甚至一个支部书记的威信都比现在省委书记要高，好多矛盾，书记出面一句话就解决了，有精神资源。现在我们精神资源有哪些?农民利益问题、拆迁问题，我们靠什么精神资源，说一番话大家就欣然接受了?三是制度资源。精神资源不多了，经济资源也不这么丰富，但是我们有强大的制度资源，什么东西一按制度办事，一进程序，胜败皆服。现在就司法来说，法院的公信力处于建国以来最低，这不完全是老百姓不讲理的问题。如果我们资源日益枯竭，矛盾日益加剧，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历史方位，中国在法治国家建设上，如果再没有大的动作，没有总体战略思考，继续这么一步一步往下推，我认为不会再有三十年，历史不会给你机会。我认为至少习近平本人有深刻的意识，才会提出我们现在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中一个核心概念是法治中国。法治中国就是法治国家，不过路数有点变。

　　另外，我们要以一个新的、更加宏观、更加开阔的时间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来看待法治国家。什么时间维度?法治中国其实与人治中国相对应，我们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其实就是从人治中国向法治中国转型，目前的中国是从人治中国向法治中国转型，刚刚起步，这时候理论界不能太乐观。中国目前不能说是人治国家，但也不是法治国家，我起名是混合治。转型期就是混合治。法治中国的概念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就是告诉我们从人治中国向法治中国转型，而且这个转型实质工作刚开始。这个转型可能需要很漫长的一条路。

　　空间维度。法治中国给我们提供一个视野，空间很开阔，法治中国在空间上是和法治美国、法治英国、法治德国相对应。我们建设法治中国是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必须适合中国国情。但是也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法治建设的普遍规律，市场经济有共同规律，难道法治国家就没有共同规律吗?法治中国一定要处理好这两个问题。

　　如果把法治中国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考虑，我想好多问题我们就能够达成共识。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十月革命”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体制的影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体制设计上，与国家治理体系有直接联系。

　　什么叫专政?从英语中可以译成独裁。如果对古罗马了解，就知道专政体制怎么来的。专政在古罗马共和国期间是一种体制，也叫独裁。古罗马除了执政官还有独裁官，也叫专政官。独裁体制或专政体制是一种特殊的体制，是一种宪政体制下的紧急状态。古罗马内部骚乱，有时候遇到战争，完全按宪政的程序来回应，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古罗马发明专政官，他不受任何法律限制，但是他的权力只有相对的，换句话说是解救危机的一种手法。专政官的任务就是在三个月内挽救政权，三个月满了，自动释权。后来专政官逐渐延长，到了凯撒，是古罗马历史上第一个独裁官，终生独裁。

　　有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至少在我们党内有一些改革者已经意识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搞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