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何其生

尊敬的各位领导：

　　首先，我想表达一下感谢，感谢中国法学会的评审和认可，感谢武汉大学法学院对我的培养，也感谢我的家人长期对我的支持。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问题不仅是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国际法律工作者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也是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问题。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由于中国快速的发展，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进行自身定位。

　　在前不久关于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的谈判中，争议之一就是知识产权问题，到底是持开放合作的态度，还是考虑到我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而采取相对保守的立场。立场的不同会直接影响我们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问题，前者可能会有更多的合作，而后者则可能是独树一帜，或者附和者了了。

　　而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6年度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中国首次在单一年度内提交了超过100万件申请，成为首个年度专利申请量超百万国家，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总量近40%，超过美国与日本之和，这也是中国连续第五年蝉联全球专利申请量之首。而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网站的披露，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连续15年居世界第一。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一方面，由于数量众多，我们的知识产权人希望在全球得到有力的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发展水平，我们在执法水平和保护力度上，又低于发达国家。这无疑让知识产权领域的谈判处于两难境地，是立足于现状还是展望未来，产生了不少争议。对此问题，我想谈两点：

　　一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我们的谈判立场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200海里海洋权益的斗争。然而，随着中国逐渐成为海洋大国，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自由航行空间，以及主张周边海域的权利。

　　另外，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早期，我们的谈判定位是资本输入国一方，而不是资本输出国一方。而从2015年起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今年6月，荷兰海牙一个仲裁庭根据《中蒙投资保护协定》裁定：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诉蒙古国政府案，中方败诉。这一案件说明传统的投资协定，对于中国资本走出去保护力度有待加强。而目前，我国至少有70个类似于《中蒙投资保护协定》这样的协定。

　　结合南海问题引起的海洋法争议以及近期的投资法案例，回首过去的谈判，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或启示。公约的谈判无疑要立足于当下的国情，但也要考虑未来的发展。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由于国内制度的落后以及立法上可能的相对迟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开放促进改革”的思路。在对外开放方面：“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二是让法律问题回归法律。“法律的全球化与权利全球化之间的交叉，已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问题，这就需要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使超越边界的法律能够或者应该对个体(包括国家、企业和个人)行为进行规范，而非滥用全球和地方权利对之进行保护。”

　　以知识产权为例，在面对美国和欧盟时，我们存在一定的压力。在我国既不能说是知识产权发达国家，也不能忽视我们自身发展的情况下，根据知识产权自身的特点，来解决在相关规则制定中的难题，应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最后，我想说的是：一般而言，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制的互动首先从国内开始。一国在世界上具有某一领域领导力的前提是在国内先推动相关政策。如果国内先行实施某项改革，再在国际上争取合作，则更容易取得成功。如果国内没有进行有效的改革，而先行推动其对外的领导力，或者是希望对外领导力倒逼国内政策的改变，经常产生不了预期效果，并可能损害国内改革的预期。因此，中国要成为国际规则制定中引领性的国家，应首先从内部改革本国的法律制度，立足于大国发展的理念，全面提升中国法治的全球竞争力。中国要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即要以中国智慧来解决世界性的难题，不仅需要国内制度具有足够的先进性，更需要中国方案能够具有兼容性。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浅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