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算起，今年已是20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并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就此作出战略部署。如何理解中国走过的依法治国之路?全面依法治国对我国治国理政的推进将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近日，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林教授做客中国社科院-上海市政府上海研究院“人文社科高端讲座”，就上述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讲座。

　　如何看待依法治国的性质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了法治建设的步伐。李林表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法治保障。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对我国法治建设有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提出了180多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要理解和把握这么多的内容，并不容易。李林认为，要从战略和宏观层面，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十大要义”，即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战略意义、性质特征、基本目标、主要任务、重点难点、顶层设计、路径依赖等。

　　谈及全面依法治国的性质特征，李林表示，依法治国不是一个纯技术、纯法律手段的问题。

　　谈及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目标，李林表示，十八届四中全会讲了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即“两个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阶段性目标来讲，党的十八大提出我们到2020年要实现五大目标，即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谈及全面依法治国的路径依赖时，李林表示，应注重“四个坚持”，一方面需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另一方面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同时还要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以及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全面展开。

　　如何理解我国法治建设未来发展方向?

　　李林认为，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正处在“四大转变”的时代背景下。

　　一是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从建立法律体系转变为建设法治体系。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八大以来，我们的设计思路则更多的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是一个重大的转型。这对法学专业的人来讲，也可能会带来职业生涯的不同选择。比如，过去30年做立法的可能很“吃香”，但未来可能关于宪法法律实施、遵守、保障、监督等的角色会更为凸显。如果能把握住这种大趋势，对法学院学生规划职业发展是有好处的。

　　二是依法治国的历史使命，从法律大国转变为法治强国。

　　今天，我国立法的数量和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相比，不仅不逊色，甚至更多。但是，这些国家已经是相对成熟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所以，我国要向法治强国转变，要向建立法治体系转变。而法治强国有两个含义，一是通过法治来实现国家强大，二是把法治作为我国未来强大的指标或内容的重要一部分。

　　三是法治建设的阶段性重点，从以立法为中心转变为以宪法法律实施为重点。

　　四是“法治GDP”可能成为治国理政的一个主要抓手。

　　过去30年，评价一个地方、一个干部，更重要的指标是“经济GDP”。未来，我们需要把法治素质高、法治能力强的干部，优先提拔到各级各类岗位上使用。要实现这个转变，就要尽快形成对干部法治素质、法治能力可以评估考察的一套制度。可以把这种法治评价的体系叫做“法治GDP”。

　　如何进一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李林表示，未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需要解决若干体制机制问题，这包括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进一步完善科学立法和法律体系，比如，立法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体现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分配正义;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建设法治政府，等等。

　　在谈到建设法治政府时，李林表示，现在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客观难题，即法治建设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顺序问题。现在，在有的时候，存在法治政府建设过快而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法治建设过快以后，就容易用行政立法和其他立法把有些其实需要改革的东西给固化下来了。本来的程序应是先改革、改完了再来立法固定，现在是先立法，再来改革，难度就非常大。这时，改革等于是要改这个法了，而不是改不适用的体制机制。这种颠倒最后产生的问题，就是本来不适用的行政体制本身是障碍，结果由于进度不匹配、先后次序没有安排好，法律法规似乎成为了行政改革的“障碍”。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细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来源：上观新闻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