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

　　刑法学界素有“北高南马”的说法。“北高”是高铭暄，“南马”则是马克昌。马克昌除了是一位刑法学界泰斗之外，还曾经参加过“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一世纪审判的辩护工作。2011年6月22日，马克昌在武汉逝世，享年85岁。患病住院期间，他仍然在给博士生上课，并将日语辞典放在床头，继续研究他的刑法学问。

　　结缘武大法学院60余年

　　1926年8月，马克昌出生于河南西华。那是一个战事频仍、灾荒连绵的时代。学校时常有日军飞机侵扰，又动辄因为饥荒难以为继。断断续续的，马克昌完成了高中学业，在项城国立中心小学任教。不久，又前往西华县逍遥镇中学教授语文。他一边教学，一边默默准备报考大学。当时，大学招生是各校自行进行，没有全国统一的招生考试。马克昌先后报考了武汉大学法律系、河南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师范学院文史系。那个战乱年代通讯甚为不便，大学录取信息只能在《民国日报》上才能查询得知。首先放榜的是河南大学法律系，马克昌大名在录。于是他背起行囊，来到位于古城开封的河南大学法律系就学。然而三周之后，《民国日报》又刊出消息，马克昌发现自己又被武汉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同时录取。

　　当时，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并称全国高校四强。武汉大学法律系更是名家辈出，声名远播，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的声誉。1948年牛津大学还曾致函国民政府，确认武汉大学文理学士毕业生成绩在80分以上者，可直接享有牛津大学高年级学生的身份。当时《民国日报》刊登的武汉大学招生简章还介绍，法律系司法组由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委托主办，既免学费又有生活补贴，毕业以后有机会被安排到法院等单位工作。这对家境贫寒的马克昌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于是，1946年11月，马克昌如愿进入武汉大学法律系司法组，成为武汉大学从乐山迁回武汉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并从此开始了自己60余年的“武大人”生涯。

　　那时大学生活非常强调学生自律，没有上课点名制度。马克昌回忆说:“有些课，老师讲授的内容与讲义差不多，如果老师讲课不吸引人，自己看看讲义就行了，所以有些课我也没有去上。”当时武汉大学的学术活动非常活跃，众多名家贤达都应邀来武大作讲座，马克昌几乎每场讲座必到。其中，他对胡适的讲座印象尤其深刻。到了大二，马克昌开始学习法律专业课程，他清楚地记得本科时学习的课程有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商法等等。这时处于南京国民政府末期，“六法全书”体系已经比较成熟完备。马克昌成为中国大陆最后一届系统学习了六法全书体系的法科学生，这为他以后的专业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身在司法组，他还修学了司法实务课程。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马克昌正读完大学三年级。此时，很多学生在革命热情鼓舞下，前往革命前线。马克昌同班的140多人，到毕业时只剩下29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法科的第一届毕业生。马克昌并没有奔赴前线。他被派到湖北省鄂城县法院实习，从事审判工作两个多月，初步积累了一些办案经验。毕业时，法律系主任韩德培找到他，希望他留校任教。就这样，马克昌成为法律系最年轻的法学教师之一。同年，他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带薪学习，入刑法班。他师从苏联著名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教授。第二年，高铭暄也进入了“贝门”。从此，“南马”、“北高”建立起了长达60多年的学术友谊。1952年，马克昌完成研究生班的学习，返回武汉大学继续教学科研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他很快评上了高级职称，并升任法律系主任助理。

　　参与“林彪案”庭审的辩护

　　1980年11月16日清晨6点，马克昌匆匆吃完早餐，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乘车，经长安街一路向北，朝京郊昌平而去。两个小时后，他在五云山麓下车。眼前的建筑砖墙高耸、电网密布、铁门紧闭、气氛森严。墙内有10栋灰色的砖砌楼，窗户离地面两米多高，在人的视线以上。每道大门皆装有“监视孔”，门旁是荷枪实弹的武警。马克昌谨慎地掏出由司法部、公安部开具的介绍信，经门卫与公安部电话核实，最终得以进入大院。

　　一个月前，54岁的武汉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马克昌正给学生上课，忽然接到学校办公室转来的急电，令他火速进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报到，“其他不详”。他坐上当天下午的火车，次日凌晨抵达北京。这时他才知道，这是让他参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起诉书的讨论。一周后他被指定为张春桥的律师，因张拒绝，换成了为“林彪案”主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辩护。

　　当年的律师小组由司法部直接举荐，云集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地的17名律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陈卓亲自分管。马克昌回忆，当时，中国正常司法刚刚恢复，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罪犯大多曾身居高位，掌握大量国家机密，因此，主管部门对辩护律师的态度是谨慎的，提出“不搞单干”、“要谨慎”、“把问题想周全”、“严格保密”等要求;除了“某些细节”可以“作相应辩护”，就只能“请法庭依法裁判”。但马克昌说，事实上，在实际审判中，后来为几名被告人所作的辩护词突破了上述规定。

　　他本人便是在特别法庭上对被告人提问最多的律师之一。他据理力争，提请法庭对吴从轻判处。获准进入庭审现场的新华社记者回忆，当马克昌道出“从轻判处”4字后，台下观众窃窃私语:原来辩护是玩真的呢!马克昌自己也回忆道:“庭审结束后很多群众评价，哎呀，他们这还是真辩护!就是说这不是走过场，也不是应付一下就算了。我的观点:在那样的特殊时期有这种评价，就算是辩护成功了。如果别人是说‘哎呀，这就是做个样子’，那就失败了。”最终，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服刑大半年后保外就医至济南齐鲁医院。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辩护堪称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马克昌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律师制度受‘左’的思想影响，早在1950年代末就已不复存在。后来，大批律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失去了工作的权利。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更没有律师存在的余地。成立审理林彪、‘四人帮’特别法庭的第一次全体审判员会议上，彭真委员长明确指出，有律师辩护比没有好。这次审判，可以说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完成辩护工作之后，马克昌又返回武汉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此后数十年，他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法律系的发展壮大和刑法研究之中。1986年，武汉大学在全国率先重建法学院，马克昌任首任院长。1996年和1997年，他又作为专家代表，参与刑法修正案的讨论，提出了“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等意见，引起高度关注。2003年，马克昌已经77岁高龄，历时4年写就的80余万字的《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出版。即使病重住院期间，他还拟定了与《犯罪通论》、《刑罚通论》相配套的姊妹篇《百罪通论》的编写计划，并亲自撰写了5万余字的书稿。直到2011年6月逝世前，他还时刻惦记着尚未完成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刑法总论》等著作。只可惜，明月清风怀旧貌，斯人已乘黄鹤去。公去大名留青史，嘉志留存励世人。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