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何教授，感谢在座的各位同仁，非常荣幸能够作为郭栋同学的评议人，郭栋同学的论文我非常认真的读了。这篇论文是非常典型的一篇法学论文，通过提出问题，用很学术的方式梳理问题，用理论工具分析问题的成因，用现有的理论工具尝试解决问题，选题的角度非常新颖，问题意识非常的突出，每一个方面都非常的学术，这是他非常大的优点。

　　但是还有很多的不足，不足可能对着一个博士生来讲有点苛刻，作为一个博士生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不容易，这篇论文非常好，因为他是很年轻的法学研究者，我有些期待，未来的发展方向，要学术，要非常的学术，非常的法学，但是怎么能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思想贯穿其中，跟今天新枫桥经验和中国社会治理联系起来，这条路是很漫长的。

　　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学习心得，可能在我学习心得里已经包含了对郭栋同学论文的评议。

　　郭栋同学通过分析调研思考中国。我在1996年遇到这个困境，当时到北京大学去学习，遇到了罗豪才教授和朱苏力老师，罗豪才教授说我们制约权力，但是如何制约权力，要求政府必须守法，如何让政府守法，平衡。朱苏力教授提出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我花很多时间研究。好多人说法治即本土资源，好多人把精力研究西方法治和本土资源，我花很大精力研究西方法治及其西方的本土资源是什么。现在强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仅仅有法治，如果基层不能实现自治法治德治，像西方人喜欢说的一个成语，泥足巨人，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发现西方不仅仅有市场经济，有有限政府，有公民社会，我出版了四本书，第一本书《第三种力量》，分析西方除了有市场经济有有限政府还有公民社会。接下来一直在研究，像今天叶青校长所说，这些都是西方语境下，学徒式，怎么变成中国的。因为很多的人简单的学徒照搬照抄，出了四本书，研究西方的法治及本土资源，如果不能超越，学徒式出现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很多动荡的情况。我还是研究西方的法治即本土资源，又出一本书《法治的语境》，另外一本书是《法治的理性：西方法文明的理性主义溯源》。

　　理论是晦涩的，生命之树常青，当我回头关注中国实践，中国实践已经提出经验给出答案，新枫桥经验。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十九大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在我当中国政法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之前，我长期是非政府组织法律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一直在研究西方为什么能够实现法治，我们要想实现法治如何可能。通过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我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当西方法治的搬运工，而是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把西方的精髓拿过来，发现这是新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非常重要的特色，我们怎么既学到西方，好的东西拿过来，但是又能保持自己的中国特色，又提出自己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枫桥经验和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有自己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体现出最大的特点是党的领导。只有党的领导之下的社会自治，这样就保持我们中国自己最大的特色，但是又解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复制，简单的照搬照抄的方案。

　　党的领导、政府责任、程序优先、民生关怀与基层自治这是新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非常重要特点，我现在在研究党内法规。我认为，党规之治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国进路，中国要想进入法治社会，进入法治国家，我的进路从哪里？我个人的公民权益的主体性如何从哪里来？西方的公民有他的语境，他的行业自治有它的语境，但是我们只有从严依规治党，实现党规之治，这是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抓住最核心的东西。我不是简单照搬照抄，结合自己中国的传统，学习西方的经验，在这个机制之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特色也就是世界的，我通过这个简单的分享，对郭栋同学提供借鉴，他这篇论文非常的优秀，但是进一步往哪里走，我96年遇到的问题，法治语境问题，法治本土资源在哪里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制约他的权益。如果把这些问题简单揭出来，大家对中国是不抱希望，因为觉得很漫长的时间，公民意识怎么能够培养起来，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丰富的实践和经验，实践永远高于理论，对我们年轻的同学，可以立足中国，借鉴国外，看西方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学过来超越西方的理论，为中国法治理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