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

　　我很高兴，接受大会的邀请，就两岸法治发展联系与借鉴做一个主旨发言，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两岸法治的发展

　　台湾古称夷州，宋代被称为“流求”，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直到明代始称台湾。

　　在距今三万年前，台湾岛上即有人类居住，在1624年荷兰人在台南建立政权之前，台湾原住民过着部落式的法律生活。由于原住民族没有以文字记载事物的习惯，其法律规范的内容并未被书写下来，所以原住民法的表现形式是所谓“口传法”，即通过部落内世代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记录下来。

　　从1624年起，荷兰殖民者在台湾进行了38年的殖民统治，势力范围几乎囊括台湾全岛。荷兰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以东印度公司为总后台，荷兰政府授予其统辖殖民地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

　　1661年4月，郑成功郑成功率军在台南登陆，1662年2月，郑成功与荷兰殖民者签订和约，至此荷兰人在台湾3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台湾进入所谓明郑时代。郑氏政权在行政管理方面沿用明朝体制，对台湾实施军事统治。不过原住民村社内以自治为主，所以原住民法仍有很大的适用空间。

　　1683年，清朝进兵澎湖，克取台湾，逼降郑氏政权，实现全国统一。次年正式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清朝遂将原施行于内地的官府律典全部移入台湾，故岛内制定法形式上源自清律及其附例、清会典及其事例、六部则例及福建省例以及皇帝对特定事件的谕旨等。

　　所以，台湾的法治，从宋元时期接受大陆影响，1683年开始和大陆的法治同步发展。

　　之后，虽然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依据《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占据台湾，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1945年又重新回归中华民国政府，台湾地区的法律摆脱了日本的殖民，和大陆一起共同发展，这就是以民国政府1928-1935年制定的“六法全书”为基础的法律治理。

　　第二个问题，两岸法治的联系

　　如上所述，13世纪之后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就有了法律联系，只是当时台湾地区主要适用原住民的习惯法。1662年，郑成功收复郑成功台湾以后，就把明王朝的法律带入了台湾，对当地习惯法有了一定的指导。1683年清王朝统一台湾后，遂将大清律、例、会典及皇帝的谕旨等，全部适用于台湾，两岸的法律融为一体。

　　在日本占据台湾的50年期间，前一半时间，是特别统治法制时期(1895——1923年)，以采取总督律令立法为原则。其主旨，是在民事上承认旧有习惯，刑事上采取严刑峻罚，行政法上则以行政权力施行高压的殖民统治。但在具体施政方面，原则上依照日本本国的法律，兼采当地人之前长期实行的制度，例如保甲制等;至于涉及基本统治和社会秩序的刑事法律，则依照日本本国的法律;而涉及一般日常生活的民商事法律则依照台湾当地的民事习惯即可。 后一半时间，是内地延长法制时期内地延长法制时期(1923年至台湾光复)，即从原先以律令立法为原则，改为以敕令立法为原则。所谓敕令，是依照天皇大权或法律的委任，经过敕裁所发布的命令。1921年为配合内地延长主义而制定的台湾法令法以法律第三号公布，世称“法三号”法三号。“法三号”规定，日本政府可以依敕令指定日本本土法律的一部或全部施行于台湾。于是从1923年起，日本的民商法和60余种行政法均以敕令施行于台湾，从而导致更多的近代法律规范被“延长”到了台湾。

　　这一时期颁布于台湾殖民地的日本国内民商事法律，有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费用法、民法施行法、拍卖法、不动产登记法、商法施行法、破产法、和议法等;颁布于台湾的日本国内行政法律制度则主要分布于警察、番地及户籍、财政及货币金融、教育及学制、产业经济、交通及电力、都市计划、建筑管理、河川、水利、卫生等方面。

　　而不管是总督律令立法，还是内地延长法制时期，由于以“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代立法为主，而中国大陆在1901年沈家本立法变革后，我们大规模地引进国外的法治成果，而这些法治成果，主要来自于日本。即使是法国和德国的法律，也都是经过日本的转道，才进入中国大陆。所以即使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她和中国大陆的法律之间，也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这种联系，在台湾地区，是作为殖民地被迫接受的，在大陆地区，则是主动地去移植和吸收的。但由于日本这一桥梁，就将海峡两岸的法律联系在了一起。

　　至于1945年以后两岸法律的联系，我们就都比较清楚了。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1945至1949年，是民国政府“六法全书”通用海峡两岸时期。第二，1949至1978年30年，则是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的法律，台湾地区实行“六法全书”，彼此有过一段联系中断时期。第三，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40年，两岸的法律联系又逐步加强联系，许多法律领域，彼此相互交融，互相吸收借鉴。这就过渡到了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两岸法治的借鉴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的法律联系进入了紧密时期。既有台湾地区关注大陆法治发展的情况，也有大陆吸收借鉴台湾地区法治建设经验的现象，而以大陆吸收借鉴台湾法治发展为主。

　　第一，在立法方面，大陆的国家赔偿法，民法总则，物权法，担保法，拍卖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版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公司法，保险法，信托法，票据法，行政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师法，公证法，公务员法，文物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社会保险法等等，都从台湾的立法中吸取了诸多成果。

　　第二，在司法方面，在证据制度，诉讼程序，当事人保障，判例制度，法院编制，回避制度，调解和仲裁制度等等，也同样吸收了不少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

　　第三，在法律教育方面，海峡两岸的交流、互动，彼此互相借鉴相关成果方面，更加活跃和频繁。以曾宪义、张文显等为首的中国法学教育工作者，去台湾地区各大法科院校进行学术交流非常频繁，我本人也多次赴台进行讲学和访问。而台湾地区法律领域里的著名学者，如王泽鉴，黄茂荣，翁岳生,陈新民，潘维大，苏永钦，程家瑞，赖来焜，陈清秀，黄源盛，陈春生，张志铭，洪家殷，陈慧馨，陈爱娥，等等，都经常在大陆各大高校进行访学和讲课。

　　第四，在法律学术交流方面，海峡两岸的交流和互动更加密切。王泽鉴教授的著作在大陆不断再版，其他台湾学者的作品，在大陆也是拥有广大的读者，如蔡敦铭、翁岳生，马汉宝，黄茂荣，陈新民，潘维大，黄源盛，陈清秀，那思陆，陈慧馨等，其作品在大陆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大陆的法学工作者，其许多作品，在台湾也得到出版，受到认可。本人的十多种著作，也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各种类型、各个专业、各种范围的海峡两岸，或者两岸四地的法学学术交流会、研讨会等频繁召开，其发表的论著成为海峡两岸学界共享的成果。

　　第五，在法治理念和法治传统方面，海峡两岸的互相传承和吸收也非常顺畅。近代西方传到东方的各项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1)法律是公意的体现；(2)法律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3)法律至尊至上(法治)；(4)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是人民的创造物；(5)人民是政府的主人(主权在民)；(6)所有人生而平等自由，并享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7)法律面前人人平等；(8)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事情；(9)权力必须分立，互相制约；(10)罪刑法定；(11)罪刑相适应；(12)刑罚必须人道；(13)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14)无罪推定；(15)人权的基本保障。都获得了海峡两岸法学界的认可，并成为两岸共同推进的法治建设事业。

　　由于时间限制，以上回顾只能是非常简单的。我真诚地祝愿，在海峡两岸法律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两岸的法治发展借鉴一定会更加积极地开展，并取得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