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张翔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大家好！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中国建设”和“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其重要内容。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并重申了宪法的法律性和规范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之间，隐含着一层紧张关系。前者强调的是国家要有能力，国家权力的行使要有效能，国家得到良好治理;后者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要受宪法下的法秩序的约束，要避免侵害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前者是要强化国家的能力，而后者是要缓和、限制国家的权力。“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存在内在紧张。

　　现代的政治设计的一切思考，都是基于人类的两种基本经验：共同体危机和对自由的压迫。人类曾经面临过国家和法的制度动摇、崩溃的危机，也曾有强大的利维坦拒绝承认基本人权，剥削和压迫个体的经验。基于后一种经验，人们设计各种限制权力的制度，通过削弱政府来防止政府侵蚀个人自由。然而，在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中，经常出现国家不能提供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必需品，最终导致国家的衰弱乃至失败，保卫自由也成为空谈。而追求强大国家的理想，在实现了安全与和平等目标后，却又总会发生国家自身成为个人自由威胁的无奈后果。在人类追求“良善政治”的历程中，这种两难反复出现。“治理能力的危机”和“个人自由的危机”往往无法同时避免。“政府有权有效，公民享受权利，二者可兼而得之”的理想总是难以达成。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而言，这个问题，也是必须面对和深刻思考的。

　　这个问题，首先是个宪法问题。

　　宪法同时具有“建立统治”和“限制统治”的功能，而这两个方面不应该是对立的。个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国家，也往往是国家治理能力非常强大的国家。在现代的法治和立宪主义原则下，国家行动必须被纳入宪法的控制，宪法构成了政治的“框架秩序”，其在为政治设定边界的同时，依然为政治保留了广阔的功能空间。需要对政治施加限制，确保政治的热情在正确的行为框架之内活动。政治必须得到驯服并置于边界之内，从而使其能力真正得以控制与利用。而宪法的规范文本就是达致这种平衡的场域。如同麦迪逊在为美国设计宪法时，在捍卫自由的同时“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一样，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也是在这种自由与效能、国家与个人的平衡的考量中进行设计。

　　我们知道，我国1982年宪法是在“反文革”的社会共识基础上起草的。针对宪法序言的历史叙述中要不要写教训深刻的“文化大革命”，最后采用的方式是在第七自然段写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个错误主要就是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宪法中并不是没有写，而是整个宪法都贯穿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宪法是在全面、系统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产生的。”文革的教训，既有无视人格尊严，肆意侵害自由的方面，也有破坏国家机构，损害国家能力的方面。因此，1982年宪法在强化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之外，也高度重视国家能力的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一作为1982年宪法起草的重要的政治基础文件和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反复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反对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产生官僚主义”。彭真同志在民主集中制这一国家组织原则之下，阐释了我国国家机构组织和权力配置的基本方向，其核心在于国家权力“更好地”“有效地”行使，“国家机关更好地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所有这些，都指向国家的治理能力建设。彭真有言：“民主集中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多谋善断。多谋，就是要听取各种意见，就是集思广益;善断，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正确的集中。”权力行使的“正确性”因此就是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目标。国家权力要“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当前，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宪法作为国家法秩序的基础要求一切重大改革要“于宪法有据”，宪法应该成为改革的框架秩序。改革不能逾越宪法的边界。但是，也要意识到，我国现行宪法本身就蕴含着改革的精神，它为改革的推进也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这一议题为我们这些宪法学者设定了重要的任务。过去若干年间，中国宪法学经历一个重要的“宪法解释学(规范宪法学)转向”，我个人厕身期间，也写过一些鼓吹“宪法释义学”(或者宪法教义学)的文章，并在这一方向上做了一些关于基本权利、宪法与部门法以及国家权力配置方面的研究。学界存在这样一种批评，认为“法教义学”是一个外来的语词，因此认为我们是在照搬他国，甚至是在做外国法研究。我想对此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澄清：法教义学就是基于本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进行的解释和科学体系化，并为本国的法律争议问题做出学术预备。法教义学因此天然是本土化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就是在不折不扣贯彻着以宪法为核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们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展开的宪法教义学天然是中国化的。

　　我们中国宪法学者，应该坚持宪法文本的立场，坚持基于宪法的解释来论证改革的宪法空间，评价改革的得失，为落实法治所应承载的提供社会稳定性预期的功能，为“善治”的实现夯实合宪性的法秩序的“良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