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一下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在谈之前还是要首先表扬朱玉梅这篇文章写得蛮不错的，逻辑非常清晰，有创新和自己的观点，充分显示反映了一个博士生的学术潜质。首先说研究方法，这篇文章写的是“枫桥经验”，“枫桥经验”鲜明的是问题导向的，写这样的文章最好到枫桥去看看，全国各地枫桥经验实践看一看调研调研，不知道朱同学去过枫桥没有？

　　枫桥经验主体上，在座的陈冀平会长最有发言权，他去枫桥不下10次，可能在座的没有超过10次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考察报告都是调查出来的，为什么2012年一批法学家提出中国法学实践这个学术词汇，就是解决我们要以问题为导向，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实证时间为研究方法，走近实践与实践为师，以这个方法来做才可以解决这一类中国鲜明特色的问题。如果你去调查，可能写作的方法会变掉。

　　第二个你讲的关于新枫桥经验时代内涵的问题，今天上午文显会长已经在会场做了非常精辟的阐述，阐述得非常好，把定义以及元素都讲清楚了你这个可能有三点概括。文显会长说了五点，党建引领人民主体，三治结合共建共治共享，平安和谐，对于枫桥经验应该有两点定位写文章之前必须把握。

　　第一点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种治理经验，所以后面有两句话毛泽东催生了“枫桥经验”，一个是习近平发展了“枫桥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治理经验，是中国基层治理一个非常成功的样本，是中国治理经验治理的一种模式，枫桥是发源地，浙江全国推广，形成中国的样本，在这个前提下再去研究枫桥经验。今后研究“枫桥经验”应该有这么一个前提，才能在治理体系上有国际上的话语权，才可以对这一大批人投入进去研究有时代意义。这是关于定位。

　　关于“枫桥经验”你已经谈到了新“枫桥经验”。这里面有三个词汇应该搞清楚，一个是“枫桥经验”，一个是新“枫桥经验”，一个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枫桥经验”可以前面框定一个概念狭义的“枫桥经验”，指毛泽东那个时代20世纪60年代浙江枫桥地区干部群众创造的，依靠人民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狭义的“枫桥经验”。新“枫桥经验”，我记得我是2015年到“枫桥经验”带的外国学生调研，调研提出一个新“枫桥经验”，当时没有新时代。我觉得“枫桥经验”就是你今天写的这篇文章提出的新的“枫桥经验”这个转型，这个转型以法治为核心。新“枫桥经验”现在是用的。现在出现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定义就不一样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应该是以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坚持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化解矛盾促进和解，引领风尚，保障发展，化解矛盾里面有一个词，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这种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和前面的“枫桥经验”应该有所区分。这是关于“枫桥经验”怎么理解它的。

　　第三关于“枫桥经验”的划分问题，前面三个你也三个，你的时间段比较模糊，应该清晰一点。毛泽东的时代应该是化解敌我矛盾是一个管制阶段，中间阶段习近平新时代划分2012年以前，毛泽东之后这段时间是管理阶段。2012年之后到现在为止是一个治理阶段，这个阶段这么划分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第四关于枫桥经验法治在新时代“枫桥经验”里面的定位问题，只有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都在十九大报告里面，三治，三共，四化。包括前面党建引领，党的领导。其实这里面关键词汇就是法治，写这篇文章的意义我是非常肯定的，怎么去说法治是它的核心作用？三句话应该是自治是一种基础，自治应该从两个内容去理解，一个内容应该是村民自治这种在目前法律框架下民族制度的自治，第二种自治作为社会组织，作为主要主体上的自治应该凸显，新时代如果社会组织不发达这个制度是不会发出来了，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讲主要内容能够抓得住。法治是一个本的问题，法治为本，整个治理将来整个框架支柱一定是法治，德治为先，所有事情有更高的标准，引领风尚的概念。自治德治法治三者借鉴是分明隔不开来的。

　　成本问题挺好，但是没有展开分析，有一个观点可能有一点误区，你说治理成本相对较高，成本为什么会低？人民调解调解也好，法治也好，主要的目标是为了善治，调解成本一定低的，法治成本也是低的，调解是低成本的，什么是最好的法律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法律一定是最好的法律，法治一定是低成本的，善治是低成本的，你要成本低，为什么成本低分析出来了，所以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