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助力中国之治和全球善治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经一甲子传承与精彩蝶变，中国走出了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样板的基层治理新路子。新征程上，需要科学回答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要义及发展面临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须重点把握三大维度关系：经验生成与文化滋养的关系、传统经验与现代发展的关系、本土治理与世界使命的关系。这对于标定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方位和使命坐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追根溯源：彰显东方智慧的中国自主基层治理知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秉持“中道”思维，实施“中和”之治，建构“和合”秩序。古镜今鉴，“枫桥经验”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土生土长基层治理经验。“枫桥经验”作为彰显东方智慧的中国自主基层治理知识，从生成时起，就蕴含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源头活水”，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本土资源与知识富矿。

　　治道仁政。孟子说，“仁者爱人”，仁政由仁心而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志于道”的圣贤文化，提倡“一体之仁”，立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强调“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进而力求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其以道为体，以仁政为相的治道仁政，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形成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群众路线是党基于传统治道文化，在长期奋斗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随着时代与文明演进，虽然形势在变，基层利益关系及矛盾样态也在变，但中国共产党立足群众路线，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方式方法始终没变。党在“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基础上践行群众路线，始终坚持把群众路线贯穿革命、建设、改革全过程，立足村规民约、风俗习惯、宗族关系、乡土文化认同等，依靠干部群众创造了“枫桥经验”，并根据新时代要求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枫桥经验”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生成发展规律，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黏合社会关联、亲密社群氛围基础上，促使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治理有机衔接，体现基层治理中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高度统一。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坚持和发展的同时，也使中国传统自主基层治理知识得以彰显。

　　民惟邦本。民本思想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以民为本、民定邦安”“得民心者得天下”。根基稳定，国家方能牢固。民本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人民是治国安邦的根基，尊重人民的历史地位，重视人民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①“枫桥经验”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强调人民群众是基层治理与矛盾化解的重要主体，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从而在党的领导下，立足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集众智汇众力，有效预防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和合文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周易•兑为泽》中，“和”意味着吉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是关于世界“和合”生存发展的理论、规律、原则和方法的知识系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一体”而能“和合”，有助于化解矛盾冲突，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体。“尚中庸之道、求同存异、以和为贵、息诉止讼”被古代学者和思想家奉为圭臬，深入人心。为此，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和为贵、以说服教育为主，确保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促和谐、求稳定、谋发展的正确方向。当然，推进中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忽视其所依赖的乡土熟人社会样态、所交织的情理网络与邻里关系、所传承的基层治理知识与伦理文化秩序。虽然现代化进程对基层治理的乡土性基因带来不小影响与冲击，然而乡土文化认同、村规民约习惯、宗族人情关系等，仍极大决定与影响中国自主基层治理知识的构成底蕴。虽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层利益关系调整及矛盾调处受到影响或损蚀，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的“和合文化”则在新时代场景中展现出相当的发展韧性。“和合文化”根深蒂固地定义着新时代的基层治理秩序与方式选择，也决定着基于此而形成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轨迹及其生命力。

　　天下大同。中国古人将“天下”认知为地理空间、文化心理、秩序理念的有机体，意在开放非封闭（共存）、发展非凝固（共荣）、包容非排他（共赢）。“大同”思想出自《礼记•礼运》，作为“仁”的最终归途，反映了先民对理想王国与美好愿景的追求，对没有矛盾、没有差异、没有战争、友爱互助、安居乐业、公平正义社会的向往。天下大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进一步赋能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同时，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出中国之治、面向全球善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慧指引，借助全球治理基本原理、中国自主基层治理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契合，积极助力全球治理文明新样态的形成。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迭代升级：生发于地方，归属于全国

　　跨越一甲子，“枫桥经验”历久弥新。“枫桥经验”之所以能从“一镇之计”升华为“一国之策”，实现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不断拓展延伸，其验证的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实践探索，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无尽的发展动力。

　　从“一镇之计”升华为“一国之策”。“枫桥经验”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全面创新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纵观60多年来“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新时代“枫桥经验”早已超越“枫桥镇经验”，走出浙江、走向全国，从“平安浙江”上升为“平安中国”，从“一镇之计”升华为“一国之策”。新时代“枫桥经验”早已超越地域性与特殊性，而具有普遍性与一般性意义。为此，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单位，2023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枫桥经验”在新时代正不断穿越时空，由一地“盆景”蓬勃发展为各地“枫景”。

　　多样态发展让“枫桥经验”历久弥新。“枫桥经验”诞生于浙江诸暨，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智慧、东方经验。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早已突破了“社会治安的经验”，正呈现由点到面与体的多维辐射，实现多样态跨越的发展图景。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体现在地域层面的跨越，而且展现于不同领域的延伸——从社会治安领域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从乡村“枫桥经验”拓展到城市“枫桥经验”、塞上“枫桥经验”、海上“枫桥经验”、网上“枫桥经验”等不同样态，在不同实践场景中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正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在拔节生长、枝繁叶茂中绽放“枫景”新彩，在生动呈现与科学阐释基层矛盾化解的经验与实践中成为中国之治的亮丽名片。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迭代升级：从经验到理论与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②面向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角色定位、功能价值势必走出原来的“工作方法、治理经验”范畴，在“理论指引与制度建构”层面实现迭代升级。

　　在经验提炼基础上，夯实理论指引。“枫桥经验”发展到当前，是长期以来系列基层治理知识、观念、方法等融通而成的结果。面对坚持和发展诉求，“枫桥经验”须站在理论引领的新时代制高点，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治理基本原理基础上，进一步立足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等重要目标，借助“从经验到理论引领”的迭代升级，深化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化解规律及其理论认识，强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研究与系统阐释，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坚持与发展提供遵循、指明方向，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理论根基。

　　在经验提炼基础上，建构制度体系。历经60多年的实践探索，“枫桥经验”实现了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等制度创新。迈向新时代，须作出更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建构包括群防群控、基层矛盾化早化小等方面的制度。针对关涉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从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等不同层面，强化源头治理、矛盾引导疏导、检察建议、调解仲裁等制度运行力度，建立健全“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机制、群防群治机制、情报信息网络机制、齐抓共管机制、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等，建构彼此分工、系统关联、共同构成的“四梁八柱”制度体系。

　　四、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迭代升级：以中国之治助力全球善治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内嵌于中国之治与全球善治的进程，既助力中国之治又促进全球善治。

　　在直面全球复杂风险中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全球治理格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问题与严峻风险挑战，矛盾与风险等级性高、跨界性强、传导性快，易形成全球矛盾与风险综合体，须深化全球矛盾与风险预防化解的前瞻性、系统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③。在当前全球复杂的矛盾风险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可谓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新时代“枫桥经验”可以为全球矛盾防范化解、推进全球善治提供方法论借鉴，包括其中的防微虑远、谋定后动，关口前移理念、矛盾化早化小经验方法，完善社会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坚持综合施策、注重以联调联动促矛盾化解、形成解决矛盾问题的强大合力等，在筑牢基层社会治理的第一道防线中，牢牢把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主动权。

　　在全球文明倡议引领下深化治理文明交流互鉴。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识，也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但凡生发于本土与基层的经验和知识，其若蕴含持续生命力，往往都是本土经验与世界文明结合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各区域各国家的历史进程、发展条件、环境要素、生活方式虽不尽相同，形成了符合各自需求及各具特色的文明样态。但不同文明只有不同样态与内涵呈现之别，无高低贵贱之分。文明之间需要交流互鉴，打破误解偏见，减少冲突与纷争。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表明承载数千年东方智慧的中国治理理念及中国方案，逐渐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也为人类文明演进指明了前进方向。“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④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3月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一道，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重要基石。显然，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始终是保持人类文明活力、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基层之治的金名片、传家宝、活化石，须以归属全国、面向全球为胸怀，向世界讲述中国基层治理故事、传播中国基层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基层治理文明演进。

　　在展示天下大同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时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从天下大同理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的是中国对和谐世界美好生活的自觉建构。这不仅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更蕴含着对全球善治的未来思考与前瞻规划。对全世界而言，展示中国之治的“枫桥经验”在面向全球善治后，其新时代意义将更为重大。新时代“枫桥经验”所探索的中国自主基层治理之路，在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提供基层治理创新借鉴的同时，也为推进全球治理向更公正合理的善治方向发展、为全球善治体系变革与秩序共建提供中国之治范例，更为开创人类基层治理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枫桥经验”在新时代须坚持守正创新，以基层之治夯实中国之治，以中国之治助力全球善治。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枫桥经验”是本写不尽的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条走不完的路。“枫桥经验”须在传统与现代对话中坚持和发展，在本土与世界的碰撞、对话、关联中展开。一方面，“枫桥经验”离不开中国基层治理的根基，离不开中国自主基层治理知识支撑。另一方面，“枫桥经验”不能割裂与全球治理的联系，离不开世界基层治理文明的互鉴与滋养。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从全球善治发展格局看，中国崛起及其基层治理实践是一大变量。新时代要求我们站在世界格局大势与全球善治高度，深刻把握人类治理文明发展趋势，在从中国之治到全球善治迈进中，与世界各国及不同样态治理文明携手，谱写人类治理文明的绚丽华章，开创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美好未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推进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ZD09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光华法学院教授、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