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副校长）

　　从清末的学堂，民初的学校再到后来的大学，清华已经走过了整整110年的历程。百年清华办学史上法科发展情形如何，经过学者们认真细致的挖掘、梳理和考证，已经大致廓清了其基本面貌。然而对于清华法学怎么看和怎么办的问题，人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中不断获得各种有益启示。个人认为，清华法科发展大抵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抑制时期。清华办学源于利用庚款举办留美预备教育。自1909年清廷设游美学务处“游美肄业馆”，直到1925年改设大学之前，办学性质一直如此。这一特殊背景，导致清华从一开始在发展法科方面难有作为。具体表现为两个制约因素：一是留美预科的学程设计，着眼于实施中等和高等初级阶段教育，设初等、高等两科，各为四年，以插入美国大学初级学段为目标。由于课程以文史哲数理化音体美等为主，自然不存在开设法科专门教育的情形（后曾列有法制史类科目）。二是自选拔留美学生时就明定选修科目，以实科为主，对文法诸科，特加限制，这个外部政策性制约因素曾长期影响清华发展法科。清廷外务部、学部以及两部拟订提交美方的留学章程，都明确限定选修科目的比例，“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虽然外务部和清华后来对此限定条件并未严格执行，但学生因个人志趣和家庭生活影响，大致不离这个方向。尽管如此，前三批180名留美学生当中，至少有唐悦良、张传薪、张福运、黄宗发以及之后的燕树棠、向哲濬、钱端升、王化成、梅汝璈等都在美国完成了法律学业，成为清华牌法学家。故这一时期，可谓清华法科发展受到抑制的时期。
　　二、发展时期。1925年清华改设大学后，梅贻琦手订学科发展规划，要重点发展国文学、西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教育心理学、工程学10个学科，以及哲学和数学，最初法科并不在发展之列。他认为其他学科，或是“有为他校所已办，而成绩优良无须更设者”；或有因科门之性质不宜设立于清华者；亦有因一时设备难周须逐渐开办者。不过按照当时《大学规程》的院系设置要求，拟重点发展的政治学属法学院下设的学系，而法科又由法学院与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构成一种体制性关系。于是发生法学院是否设置法律系的问题。梅贻琦最初考虑“暂从缓设”，但政治学须设较多法律课程，这就又带来体制上不便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清华于1932年向教育部申请设立法律系。教育部以训政时期“宜着重理工各科”，限制法科为由未予批准。此时清华已实际举办法律系，由燕树棠负责系务，几经交涉，教育部只将当年已经招收的法科生准予备案，以后招生，仍未准许。法律系务遂于1935年中断。但从法科角度看，政治学领域获得了很大发展。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员，清华在3名教师（赵凤喈、王克勤、李声庭）基础上恢复设立法律系，并招收一年级新生一班。梅贻琦还设想尽快设立法律研究所，法科在恢复中继续发展。
　　三、无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除旧布新，全国高校院系设置进行重组。根据1952年教育部院系调整设置方案，清华法科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及辅仁大学有关科系组建北京政法学院。清华法科8位教师全部调入北京政法学院，于振鹏教授、曾炳钧教授、赵德洁教授、邵循恪教授、杜汝辑讲师实际报到，陈体强教授调外交部，王绍坊讲师调中国人民大学，助教萧英华调中央政法委员会，33名学生随同调入。1958年，政法类图书资料9319册全部转入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科师资和政法图籍遂与清华完全脱离。院系调整后40年，清华专办工科，进入没有法科的时期。
　　四、兴起时期。改革开放后，为满足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法学教育迅速恢复。199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大刀阔斧地进行学科结构调整，由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向多科大学转型，并于1995年正式设立了法律学系。此后20年间，清华法科高歌猛进，迅速扩充，蓬勃发展。清华有史以来，法科前所未有地进入发达时期。清华法科之所以在短短20年间走向发达，细究其故，约有以下数端：一是赶上了改革开放全面依法治国崇尚法学的好时代。二是治校者能够作出明智的战略选择并果断决策支持法科的发展。三是地处京师优越位置和名校的品牌引力。复办法律系虽是从无到有，但这正好可以从容布局法学各科、有计划地甄选招纳天下英才。改革开放后全国最早复办法学院校培养起来的一批法科才俊，此时也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具备了优质师资各项条件（职称、学历、游学经历、著述等等），正待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应求相合，一时间，精英荟萃，以壮清华，清华得以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阵容强大的法学师资队伍，成为全国重点大学在转型多科发展中举办法科最成功的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