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是新中国人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开拓者。

　　董必武为党的革命事业、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勋。他的大半生都在政法领域耕耘劳作，他在我国法制建设领域提出的许多独创性见解，对于今天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北主持制定《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支持农民运动；在中央苏区工作时，他组织和参与制定《宪法大纲》《劳动法》《婚姻法》《土地法》和《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等近二十部重要法律法规，探索建立两审终审制等审判制度；在主政华北人民政府期间，他主持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建立死刑复核制度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他呼吁兴办法学社团组织、恢复法律教育和重振法学研究事业，为新中国法制建设作出开创性贡献。

　　难能可贵的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董必武毕其一生所倡导和践行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深远地影响着我国法治的发展和进步。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回顾董必武走过的法治人生之路，重温董必武博大精深的法学思想，既是为了继承和发扬董必武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积极奋斗的革命精神，使其留给我们的宝贵法治财富能够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是为了坚定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法治事业进行下去的信心，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早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黄安，据史家考证，始建县于1563年，即明朝嘉靖四十二年。这个位于鄂东北，距“九省通衢”武汉市一百多公里的县份，地处大别山南麓，人口、面积均属中等偏小的县。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兴起，黄安县逐渐名震华夏，其主要原因是这个县出了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

　　董必武的整个青少年时代，生活在一个三十多人的大家庭，清贫但温馨。同时身处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社会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曾向往过参加科举考试当官的仕途，还曾在17岁时考中秀才。

　　但是，清朝政府的腐朽专制和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掠夺，以及董必武少年时期目睹的种种不公和欺压，最终让他萌生了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最终在刘静庵等人的影响下，立志救国救民，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主义斗士。

　　读书声与劳作声交织的童年记忆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诞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县城内城南街一户清贫的秀才家庭。因为董家住在黄安县南街大井旁边，邻里乡亲称之大井坎董家。

　　董必武曾提笔为《董氏家谱》写过一篇《曾大父行状》，叙述他家从曾祖父时起的家庭境遇。文中写道:“自石家迁居邑城，产差足自给，世儒未显，唯朴诚相传。今吾家子弟，邑人多谓不类城市中人，盖先世已然也。”

　　原来，董家祖先居住在黄安县以东的麻城县，世代务农。清朝初年，他们这个分支西迁黄安，到县城南约二十多公里的傅董家村谋生，稍后迁至石家，直到董必武的前六代祖，才迁到县城南街定居。

　　董必武出生时，全家已是三十口人同居的大家庭。其时，社会上宗族观念很重，按照一般家庭的习俗，董氏家族谱排列的辈序为：士、为、其、基、贤、良、绍、德。他降生到人世间不久，父亲给他取了乳名叫“乐益”。董必武晚年仍常怀念幼年时温馨的家庭生活，思念父母养育之恩，将自己藏有数万册书籍的书斋取名为“乐益堂”。他属“贤”字辈，按辈名贤琮，又取名用威，字洁畲；还取号璧伍，是取自《汉书·律历志》中“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他参加革命后，深信革命欲取胜“非有武装不可”，故又用璧伍的谐音称“必武”。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到董必武幼年时，社会上仍沿袭祖孙同堂、世代同居的习俗，那是为图个“兴旺”。董必武的祖父逝世后，由大伯父董基浚主持家务，全家三十余口人的生活，主要靠父亲和四叔教私塾的收入。

　　董必武的母亲娶自蔡家，是典型的善良贤惠勤劳的中国妇女，自幼到董家当童养媳。为维持全家的生计，她在每年秋收后从街市上买来一些籽棉，自己亲手轧花，然后经过纺纱、浆纱、络纱，再织成土布，供自己家穿用。为了多纺纱、多织布，她常常在油灯下不停地操作，有时竟长夜不眠。她还常为外人纳鞋底，一夜就能纳成一双。她终日克勤克俭，不允许子女浪费一粒米，对一针一线都爱惜备至，承继了中国劳动人民的美德。

　　董必武对子女回忆家庭往事时曾说:“我爸爸家境贫苦，家里没有藏书，看书常到一位朋友家去借，规定借期很短，只得连夜看。那时晚上点的是清油灯，我和母亲共用一盏灯，她摇纺车纺棉纱，我在一旁看书。母亲纺的是露水棉花。所谓露水棉花，就是卖棉花的农民早早地从乡里挑着棉花进城，那些露在外面的棉花就会沾上露水，这种棉花便宜，但加工要多费点时间和气力。母亲就用这种棉花来纺纱织布。”

　　董必武对母亲还有一段辛酸的回忆，一次他对女儿说:“那时家里很穷，家里的女孩子本来就养不起，长大了出嫁还得给嫁妆。这嫁妆一般人家是难以承受的。这样，母亲的两个小女孩儿一生下来就溺死了。这不是狠心，是封建制度和贫穷造成的。”

　　总之，董必武的家庭，既有朗朗的读书声，又有全家为生计奔波的劳作声，清贫书香再加上勤劳、朴诚，是他的家庭特点。

　　董必武对此曾深沉地回忆：那时逢上正常年景，每日能吃两餐，即早晨稀饭两碗，下午干饭一碗，遇上传统节日，像正月初一、十五，清明，端阳，中秋，稍加改善，一天能吃两顿干饭，菜里加点肉，这就算改善生活了。

　　而他的家乡这块大别山脚下的大地，常常闹旱蝗灾，遇上荒年，就免不了以糠菜充饥了。这样，幼时的董必武，除了在父亲、四叔的熏陶下，从记事起就开始读书外，还经常到城外拾柴火、挖野菜，帮助母亲喂鸡、织土布。如此艰辛的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铭刻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民谚诗句，加上父亲、四叔等长辈都很勤俭，待人朴诚，从而逐渐塑造出董必武朴实、刚毅、正直、勤俭的品格。清贫的生活也是他后来理解劳动人民、亲近劳动人民，以及矢志不渝地投身革命，为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英勇献身的思想基础。

　　“意气冲斗牛”的少年经历

　　董必武是一位敏于行而讷于言，且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政治家，熟悉他的人都赞誉他是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有人概括他终生有两大嗜好：革命与读书。

　　董必武的幼年时代，新式学堂尚未在他的家乡出现。幸运的是他的父亲和四叔都是本地较有名望的秀才，在乡里从事私塾教育。这样，他从三四岁起，就获得父辈耳提面命的启蒙教育。

　　与其他学童一样，董必武也是从读《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启蒙。尤其那本宋末文人王应麟编纂的《三字经》，以其简练、押韵、便于记诵的特点，成为董必武幼年学习的教材。在五岁之前，父亲就一句一句地在昏黄的油灯下，教董必武熟读硬记，背得滚瓜烂熟。五岁那年，父亲在黄安城内东街的广善庵塾堂教书，校址离家不远，董必武未到入学年龄，但常常到那里玩耍。一天，父亲让塾童背诵《三字经》，几个塾童都背得结结巴巴，连贯不起来。在窗外贪看的董必武就情不自禁地朗声背诵起来:“人之初，性本善……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一口气背下。

　　父亲听后，满心欢喜，回到家里，当着董必武母亲的面夸奖了一番之后，第二天让董必武到广善庵跟班上学，并要他在家里开始读一般九岁学童才能读的《论语》。这件事给董必武的激励很大，终生难忘，晚年偶尔谈起来，仍激动不已。

　　董必武年幼时期，恰逢西方列强与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借此欺压普通百姓。1893年，在黄安东郊的麻城县宋埠镇，就发生了一起董必武印象极深的“教案”。

　　宋埠镇早已设有天主教堂，有瑞典、意大利的传教土在那里活动。他们以洋大人自居，为非作歹。那一年，一个传教士利用传教机会，兽性发作，强奸了霍家的一民女。消息不胫而走，当地老百姓闻讯后，立即沸腾起来。宋埠镇名叫李金狗、徐全福的两位义士，平日好打抱不平，得讯后，在端午节那天到宋埠镇看庙会时，恰恰遇上强奸霍家民女的传教士，一气之下，当场把传教士殴毙在地，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可是当时的官府认为殴死洋人，是“罪中之最”，下令严加惩办。湖广总督张之洞特委候补知府“驰往查办”，把李金狗、徐全福处以“绞监候”，即等候绞刑。当然，官府也了解到传教士在当地作恶多端，百姓仇恨，不敢马上处置，又决定延到次年秋后作最后裁定，同时决定向教堂和传教士赔以巨款，声称要千方百计“保护传教士、教堂、教民”，对于一切“反抗教会无端行为”的人“务须严惩缉拿，永远监禁”。

　　稍后，李、徐二义士终于未能幸免。他们被绞杀后，当地百姓非常怀念他们，把教案发生的前前后后经过情形，编成花鼓戏、皮影戏、鼓词等，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影响很大。不满十岁的董必武，在父亲的影响下，同情心一直在李金狗、徐全福一边。他听说两义士殴死不法传教士的消息时，拍手欢呼:“太好了。”后来又闻听两义士被处了绞刑，他非常愤怒，由此引起了“对洋人的不满”，“仇洋人”了。

　　循着少年董必武的足迹，可以清楚地感到，这个梳着辫子的书童，从五岁到十三四岁，一直跟随着父亲或者四叔，过着东奔西走、有时几乎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唯一不变的是他的苦读。十七岁那一年，董必武连续参加了县试、府试和院试，不负长辈期盼，获得了附生学员资格，也就是通常说的考中了秀才。

　　然而，也就是在考中秀才前后，发生了两件对董必武刺激更大、影响他一生的事情。

　　1903年，董必武到黄州应试时，曾发生一件使他愤慨难忍的事。当时，黄州地区的文化教育比较发达，每逢院试，各县应考的廪生、增生、附生童生，是成千上万。这次院试，由湖北省提学使蒋式芬主持考试。按惯例，应试的人不准携带书籍或者抄本入考场。蒋式芬命令门卫严格检查考生，凡入考场的必须搜身。不料，应试的有一位广济县名叫饶汉莞的廪生，未携带任何书本，走进考场时手握笔砚，主动让门卫查看，但门卫非要搜身不可，饶汉莞对此很为不满，双方发生争执。门卫气势汹汹，立即拳脚相加，最终将饶汉莞打死。事后，蒋式芬畏惧考生找他闹事，竟又指使人抛尸灭迹。

　　董必武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惨剧，对于蒋式芬视考生如草芥的残暴行为非常气愤，当即与麻城县考生屈子厚、蕲州考生程柳唐等，率领众考生包围了蒋式芬的住处——贡院，封锁了龙门，在城内外到处张贴为饶汉莞鸣冤的“揭帖”，把贡院团团围住，不许人出入，并切断了粮菜供应。

　　后来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当地老百姓了解了真相后也来支援，直至省抚台于荫霖闻讯后派了捕舰两艘，满载官兵，前来镇压，才平息了这场风潮。这场风潮已不单纯是考场上起波澜，而是郁积在董必武和其他青年士子胸中对腐败清朝政府长期义愤的一次宣泄。

　　同年，董必武参加了会试后，又到省城参加“乡试”。这是一种每年在省城举行的考试，凡本省生员、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考，考期多在农历八月，考中者即升迁为“举人”。

　　董必武为了应试，告别父母后，肩背行囊，先走旱路后乘船到了省会武昌。一个乡下青年初到省城，对一切都会感到新鲜。考前，为了缓解下路途的疲惫，他兴致勃勃地到街上闲逛，猛然间看到一台前呼后拥的大轿从眼前走过，衙役举着“回避”“肃静”牌开道，威风凛凛地进入衙府，然后升堂问事。

　　董必武不晓得普通百姓是不能在衙门外向内窥视的，好奇心驱使他悄悄地站在衙门向里探头观望了一下，不巧却被衙役发现。霎时，一群如狼似虎的恶役，看到董必武一身破旧衣服，一副乡下人打扮，便不问青红皂白猛地扑将过来，将董必武掀翻在地，一顿毒打后，又把他赶了很远很远，才算罢休。

　　董必武后来对子女追忆说:“哎呀，那一次打得我好狠！为什么？就为我不该往衙门里看一眼！这一打，倒使我看出清朝的腐败无能。这么庞大的衙门居然怕一个年轻人看一看！你看这样的统治还能继续下去吗！我看不能。”

　　他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经过那一次痛打，“从此恨死‘当官人’”。董必武后来在一首诗中写道:“忆昔少年时，意气冲斗牛。”这“冲斗牛”之“气”，大概就是来自这一桩桩、一件件亲身经历的不平事，就是在胸中郁积起来的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和对洋人在中国国土上横行霸道的愤懑之情。

　　确立成为民主主义斗士的志向

　　经历清廷衙役的暴行等种种遭遇，除了加深董必武对清王朝腐败统治的憎恶之外，并未使他畏缩不前。家风的熏陶和严酷的社会环境，逐渐造就了他刚毅的性格，使他萌生了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

　　1905年秋，当他获知湖北省的文普通学堂招生的消息后，便拜别了父母叔婶，踏上直通武昌的路程，并被顺利录取。

　　董必武十分珍惜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学习格外用功，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全班第一，堪称同窗学友中的佼佼者、校长和老师的得意门生。按常规，董必武将会由此走上“学而优则仕”的坦途。可是，时代正在急剧演变，一股强劲的民族与民主主义思潮把董必武推到了新的人生起点。

　　1937年，董必武在延安向专访他的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讲述了他在文普通学堂时的一段特别重要的经历。他说：“我到达武昌后，住在一个名叫日知会的著名团体的宿舍里。这里是领导辛亥革命的湖北省的初期革命中心。这个团体是由刘静庵创办起来的。”“这个团体规模虽小，但却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因刘静庵的人格而这样。”“日知会有一个广泛地传播知识的阅览室，我的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新团体，但我不想参加，可是我是一个好学生，总是阅读我能够弄到手的新杂志和报纸，虽然这样的印刷品是要秘密地购买的。”

　　董必武晚年向身边人介绍自己革命经历时，称刘静庵是自己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启蒙师”。

　　董必武是1905年8月考上文普通学堂的，距离11月正式入学还有一段时间，他不想回家，在武昌等候开学时，就借住在日知会的宿舍里，在此结识了刘静庵。经过交谈，两人心心相印，颇有共同语言，刘很器重比自己年轻的董必武。后来董必武虽然没有加入日知会这一秘密团体，但他却把日知会作为获取新知识的第二课堂。他常来这里阅读书报，参加星期天举办的演讲会。演讲人多是日知会的成员，“耻莫大于国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经常是日知会举办演讲会的主题。

　　使董必武深受感动的是，每当演讲人讲到祖国河山破碎、国家即将沦为双重殖民地时，全场人心情激愤，有人竟号啕大哭起来。一天，在演讲会上，董必武听到刘静庵站在讲台上激昂地讲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要做双重亡国奴了！满清叶赫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为中国又要再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办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不胜急切祷之至。”他号召要“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立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役为亡国奴，唯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

　　这些救国救亡的话语都深深地打动了董必武的心，使他久久不能平静。经过多次交往，刘静庵成了董必武心目中的英雄和启蒙师。

　　对董必武的思想影响更深的，是日知会“秘密购买的新杂志新报纸”。董必武细读了这些书刊之后，深为那些民主革命先驱的爱国热情和民主主义思想所感动、所折服，经过深入思考，他痛下决心抛下旧的仕途，也摒弃康梁民主宪政思想的影响，开始向民主主义转变，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寻求真理，并为此奋斗。

　　董必武在文普通学堂读书的几年，中国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激化到极点，大江南北可以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他亲眼目睹汉口已有英、德、俄、法、日相继建立起的租界，那里是“国中之国”，上空飘扬的是外国国旗，包括司法、驻军、赋税等权力都掌握在洋人手里，中国人无权过问;甚至租界外沿江一带的行人大道、草坪，也不准中国人通过和休息，而一些赌徒、娼妓和政客，则可以自由出入，他胸中更平添了一股强烈的“在中国国土上却受外人耻辱”的义愤。更使董必武焦虑的是农村广大的贫苦农民，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凄惨。他的家乡附近的黄陂、孝感等县，常常闹水灾、旱灾、蝗灾。一遇灾年，就听到饥民为了生存而抢粮、抢米，聚众求赈的消息。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刻传向四面八方，在黄州中学执教刚刚半个月的董必武，听到这个震撼中国大地的喜讯之后，格外振奋，抑制不住立即上前线与起义战士共同战斗的心情，毅然剪掉了头上的发辫，告别了父母和新婚不久的妻子，直奔武昌。

　　三天后，董必武就出现在了起义军的前线。“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持续不断地以从事革命工作为职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