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愉教授的报告有两点给我深刻的印象，一点是她提出的关键词“善治”，这个词从“治理”概念延伸而来，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在包含着协商、合作及博弈等张力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稳定与发展。这种理解与单纯的“管理”或者“社会管理”有别，因为即便有时候说“管理就是服务”，后面的概念依然还是更侧重于国家对社会的管控。与此相关的另一点，就是范教授反复强调了社会本身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及运作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但是，目前我们大力宣传和促进的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提出或实施的措施看来多数仍是出于国家或者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的管理和动员这个角度。而且朱苏力教授指出的只有国家主导才管用这一点也同我们的经验感受相符。但是为什么社会本身的力量总嫌太弱，难以表现出真正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呢?我认为这种情况与我们当前面临的种种失衡具有紧密的关系。今年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在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取得骄人的经济增长成就，但也积累或加深了某些既有的发展不均衡，若干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渐显露。一种失衡是财富分配和增长的成果过于向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收入倾斜，分配给社会或一般民众的部分相对不足。例如根据相关数据，2009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0507亿元人民币，是1997年78973亿元人民币的4.3倍，而2009年国家财政收入68477亿元人民币，则相当于1997年财政收入8651亿元人民币的近8倍，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大大超过经济增长幅度。2010年财政收入已达到8万亿元人民币，今年前几个月增长仍保持加速倾向。与此相对，有专家指出近年来全社会的劳动报酬在财富分配中的份额却一直较低，只占GDP的37.2%，这与发达国家占60%以上相比差距太大，与中国1985 年的劳动报酬份额相比，也下降了近20%。相应的是与国家主导的投资相比，居民消费率也相对低，2009年只占GDP的35.1%。同时还应看到，地方政府除财政收入外还有种种预算外的收入渠道，尤其是房地产价格高企不下。此外，目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形势等方面也存在着种种不利于一般民众生计的因素。如到现在为止我国的经济增长仍过分倚重第二产业，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并没有随着人均GDP呈几倍的增长而提高，一直在40%左右徘徊。这意味着不利于大量就业的产业结构未得到根本改善，包括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口难以就业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而且从去年到今年通货膨胀的压力始终存在，具有直接威胁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条件的风险。

　　我想上述种种失衡或非均衡发展的问题，或许就是我们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建构很难调动起社会自身的力量或主体性，而不得不更多依赖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和动员。不过，即使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本身无法直接应对上述的种种失衡。这些方式既有对传统政治资源的“路径依赖”，也包括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中某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进行的“借用”。不过从长远来看，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建构和发展同样存在一个从国家、政府不得不主导和反复动员的局面逐步向社会本身更具有主体性及活力的良性互动转型的问题。